1960年赵一曼儿子寄封讽刺信到毛主席看完只回了6个字
1960年，一封来自赵一曼儿子陈掖贤的讽刺信件寄到了，落到了毛主席的案头。这位抗日英雄的后代，在母亲牺牲后饱受生活的磨难，内心积郁已久。当毛主席看完信后，只回复了简短的六个字，却饱含着对烈士后人的关怀。陈掖贤坎坷的一生，映照出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
1924年，风华正茂的赵一曼怀揣着革命理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信念。两年后，赵一曼光荣地加入中国，成为一名坚定的战士。
赵一曼热情参加，她的优异表现和领导才能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和敬佩。1927年，党组织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青年前往苏联学习，赵一曼与40名青年从上海启程，踏上了追寻革命真理的征程。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求学生涯，让赵一曼的理论素养得到了逐步提升。在学习之余，她与同学们组建学习小组，互帮互助，共同进步。赵一曼的组长陈达邦，是一位正直善良、积极进取的青年。两人经常讨论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渐生情愫。1928年春，陈达邦与赵一曼喜结连理，携手并肩投身革命。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苏联的严寒和繁重的学业让赵一曼的身体健康情况每况愈下。为了丈夫能够安心完成学业，赵一曼毅然决定独自回国。临别前，她留下一封书信，嘱托陈达邦要努力学习，早日归国，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回到祖国，赵一曼马不停蹄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1929年春，她在湖北宜昌产下了爱子陈掖贤，但由于的肆虐，赵一曼不得不带着孩子辗转各地。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她把儿子托付给亲友抚养，毅然奔赴革命前线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党中央命令赵一曼前往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临行前，赵一曼与年幼的儿子合影留念，这竟成了母子二人的永别。在冰天雪地的东北，赵一曼与日寇展开了殊死较量。她组织领导抗日武装，配合正面战场，打击日军的军事行动，配合正面战场，打击敌后日军的军事行动。
1936年，赵一曼不幸被日军抓获。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赵一曼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她义正辞严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表示宁死不屈。日军对她施以酷刑，企图从她口中获取情报，但赵一曼从始至终保持着一名员的操守和尊严。最后，这位坚强勇敢的女性革命者壮烈牺牲，年仅31岁。
英雄已逝，留下年幼的陈掖贤在世间独自挣扎。他随母亲的亲属辗转各地，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伯父陈岳云家成为他童年的栖身之所，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怀抱革命理想的父母无暇顾及幼子的成长。陈掖贤就这样在缺失关爱的环境中度过了孩提时光。
动荡的时局和不安定的生活，让陈掖贤变得愈发孤僻。他性情内向，不善言辞，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由于长期缺乏家庭温暖和父母的悉心教导，陈掖贤养成了独特的性格，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外界保持着距离。
七岁那年，一封来自东北的信改变了陈掖贤的命运。信中带来了母亲赵一曼壮烈牺牲的消息，这对年幼的孩子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震惊、悲痛、愤怒，种种复杂的情绪在稚嫩的心中交织。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母爱的伟大，也第一次萌生了对日寇的仇恨。
尽管知晓母亲为国捐躯的事实，陈掖贤对母亲的样貌和身份仍然一无所知。在他的记忆里，母亲只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中的一员，一个模糊的印象，一段遥远的情愫。直到有一天，阴差阳错之下，他观看了电影《赵一曼》，这才发现，原来银幕上那个传奇般的女性，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母亲。
电影中，赵一曼面对敌人的屠刀，毫不畏惧，英勇就义。她所展现出的革命气节和民族气节，深深震撼了陈掖贤的心灵。他无比自豪，自己竟然是这样一位伟大母亲的骨肉。同时，他也无比悲愤，日寇的暴行夺去了母亲年轻的生命。复仇的烈焰在他稚嫩的心中熊熊燃烧。
从那一刻起，陈掖贤下定决心，要以母亲为榜样，刻苦学习，报效祖国。他发奋读书，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然而，与其他烈士子女的待遇不同，陈掖贤拒绝接受组织上给予的特殊照顾和抚恤金。他认为，母亲牺牲是为了民族大义，作为后人，更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而不是依靠特殊待遇度日。
大学生活并没改变陈掖贤孤僻、不修边幅的性格。同学们对他评价不一，有人敬佩他的独立和清高，也有人不理解他的言行举止。但陈掖贤并不在意旁人的眼光，他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力求以知识充实自己，以才干回报社会。
然而，生活的磨难远未结束。陈掖贤的性格缺陷和不良习惯，为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他依然我行我素，不修边幅，宿舍里乱七八糟，经常引起同事的不满。此外，由于不善理财，他的生活总是入不敷出，经济情况岌岌可危。种种压力和困境，考验着这位烈士遗孤的意志。
尽管生活的重担压得陈掖贤喘不过气来，但他并没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结识了一位善良温柔的女子。两人情投意合，很快走入婚姻殿堂。然而，美满的婚姻生活却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由于经济拮据和生活小习惯的差异，夫妻俩常常争吵不休。最终，这段婚姻以失败告终，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一颗伤痕累累的心。
失败的婚姻和不如意的生活，让陈掖贤的精神情况每况愈下。他变得愈发孤僻，整日以酒浇愁，借烟消愁。烟酒不离手，成了他生活的常态。同事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劝他改掉恶习，可陈掖贤却置若罔闻。他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生活不如意，越是放纵自己，而这种放纵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活的窘迫。
就在陈掖贤的人生跌入谷底之际，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他的父亲陈达邦，在时隔多年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年，陈达邦在莫斯科留学时，赵一曼独自回国，留下他在异国他乡孜孜不倦地求学。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个人际遇的影响，陈达邦滞留苏联，未能及时返回中国。直到195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他才得以踏上归国的旅程。
父子二人时隔多年的重逢，本该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然而，命运却再次跟陈掖贤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陈达邦回国不久，便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他受到批判和审查，身心备受折磨。作为儿子的陈掖贤，虽然对父亲的遭遇感到不平，但却无力回天。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饱受煎熬，自己却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一场自然灾害，让陈掖贤的生活雪上加霜。＂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歉收，物资匮乏，民不聊生。陈掖贤的工资微薄，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每天，他都要为柴米油盐而发愁，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挣扎。看着同事们都领取政府的特殊补贴，而自己却因为拒绝接受抚恤金而一无所获，陈掖贤的心里难免有些怨愤。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大胆的念头在陈掖贤的脑海中闪现。他提笔疾书，字里行间满是对现实的控诉和对理想的失望。他讲述了自己作为烈士后代的不易，抱怨组织上的冷漠无情，甚至质疑革命的意义和方向。这封信，是一个迷失方向的灵魂发出的呐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怨愤宣泄。
1969年，陈掖贤的生活路径遭遇了巨变。他所在的学校被迫解散，绝大多数职员和教师被下放到基层进行劳动，陈掖贤亦在此列。这一变化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迫离开原有的工作环境，开始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从事党的工作，环境的陌生和生活的艰辛使他日渐郁郁寡欢。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陈掖贤的私生活也颇为不顺。他的妻子健康情况不佳，频繁入院治疗，家庭的经济压力随之加大。这一些因素叠加，使得陈掖贤的情绪愈发低落，他在工作中变得孤僻，与同事们的交流慢慢的变少，生活陷入了一种孤独和绝望的循环。
1974年的一天，陈掖贤已连续数日未能前往工作单位，引起了同事们的担忧。当同事们来到他的住处时，惊见陈掖贤瘫倒在床上，因数日未进食而身体极度虚弱。他们立即将他送往医院做紧急救治。
1982年，历史再次重演，陈掖贤再度消失几日未至单位。同事们忧心忡忡地前往他的住所，却发现了更为悲惨的场景：陈掖贤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消息在单位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此时，同事们才得知，他的妻子也已病逝，这一系列的不幸让陈掖贤走上了绝路。
陈掖贤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不幸。从一位烈士的孩子到社会的边缘人，他的经历反映了那个动荡时期许多普通人的悲剧。尽管早年曾受到毛主席的同情，陈掖贤的命运仍未能有所扭转，他的故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