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翼受到打击的时候天主教的解放历程在延续。1791年，接着又在1793年，议会通过《天主教援助法》，去除了所有天主教实践会导致的刑事处罚。1801年对爱尔兰天主教做了进一步的让步。激进的法国革命党雅各宾派，而不是二世党，是皮特任首相时期英国内部的敌人，皮特本人竭其所能说服顽固的乔治三世给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完全平等的权利。
拿破仑几乎与皮特一样憎恨雅各宾派，但拿破仑的世界帝国对英国而言和雅各宾派的革命一样危险。正因如此，皮特能够推敲两大挑战存在的共同之处，早在1800年2月3日，他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永远不能相信拿破仑的政权并和它谈判，因为这一政权显示出“背信弃义，不受任何约束，不受条约束缚，对所有国家都接受的原则无动于衷，对人和神都不存在义务而不受约制”。正如之前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波旁王朝，拿破仑寻求建立世界帝国，这是全世界自由和人类自由的敌人，拿破仑也憎恶英国价值和文化：与他战斗是为全人类而战。
正因如此，所有人类的联合行动彻底打败了拿破仑，以拿破仑做伪装的撒旦最后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各位胜利者开会建立新的世界秩序。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中，英国伙同欧洲天主教君主们建立保住他们王位的政治秩序。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如今是欧洲秩序的新支柱，英国希望它们能支撑得住。
接下来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撒旦给了英国喘息的时间。英国只有少数时间感到焦虑，譬如偶尔法国用贪婪的眼睛盯住曾属于奥地利的荷兰的一部分，这一地区1815年短暂地并入荷兰，1831年之后成为独立的比利时，由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利奥波德稳妥掌控。俄国看起来也不时和那个恶者调情，打量着君士坦丁堡和英国在印度北部的边界。
尽管间或警钟鸣响，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新的邪恶帝国，德国皇帝承担了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的角色。1914年8月一切注定，威廉二世军队的所作所为将英国自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以来第一次卷入欧陆战争：他们侵入低地国家，攻击比利时。
当时的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从来不是引人入胜的演讲者，但他在议会关于向德国宣战的演讲又带回了陈旧的主题：
我相信没有一点国家卷入这么巨大的争论，这是我们所知的最伟大的历史时期之一，对此有更清晰的意识和更强烈的确信：我们不是为了侵略、不是为了保有一己之私利而战，我们为捍卫对保全世界文明至关重要的原则而战。
1914年9月19日，阿斯奎斯的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劳合•乔治引用威廉二世对即将开拔去前线的部队的演讲作为开始。“记住，德国人乃是上帝的选民。”威廉二世（据说）这样说。
上帝的灵与我，与身为德国大帝的我同在。我是他的剑，他的武器，他的副手。不从命的人有祸了，懦夫与不信的人必遭死亡。
劳合•乔治明白其中寓意。对一些威廉二世身边的人而言，至少这是新的邪恶宗教的呼召。依劳合•乔治的措辞，这是威廉二世和他的奴才们所想的：
条约。条约束缚了德国的手脚。拿剑砍掉就行了。小国。小国阻挡了德国前进的道路。用德国的脚后跟把它们踩入泥沼。……英国。它是德国主宰世界的恒久威胁。从它手里把三叉戟抢下来！
不仅如此，德国的新兴哲学打算摧毁基督教，这种提倡为他人牺牲的病态感伤主义，全然不对德国人的胃口……自由将消失，民主亦将遁迹。人类的前途将一片黑暗，除非英国和英国老百姓出面扭转乾坤。
当德国经由比利时发动侵略，陈旧的模式愈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英国急于为其事业进行国内公共舆论动员和赢得中立者的支持，公布了一系列关于德国暴行的令人震惊的指控。例如，前英国驻美大使、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好朋友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发布了一份记录德国在比利时城市哈瑟尔特暴行的报告：
几个儿童遭到杀害；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手脚被钉在农舍的门上，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但证据充分，让我们一定要承认暴行已发生。
我看到一个小孩出了房子，我看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小孩大约两岁。孩子走到路中间，正好挡了士兵的道……右边一个人出列，双手将刺刀捅进了小孩子的胃部，用刺刀将孩子举到空中，再用刺刀把孩子运走，他和他的同伴还在唱歌。士兵用刀刺时，小孩发出惨叫，随后就再没有声音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并不仅仅因为冲突是如此具有破坏性和可怕。1917年3月，美国向德意志帝国宣战，两个最大的英语国家、克伦威尔和光荣革命的继承人自法国战争和印第安人战争以来首次并肩作战，那两次战争发生时北美殖民地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在愤怒的分离岁月中，两个强国不时站在不同的战壕中，但苹果掉下来不会离树太远。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把他们的战争看作是对邪恶帝国的抗争，虽然有时邪恶的中心在伦敦。即便在独立战争最火热的时期，美国人也不认为英国文明是邪恶文明；美国认为英国文明是自己的文明，因此显然是好的文明。但他们确曾争辩说，美国革命是英帝国内部善与恶之间恒久战争的最新回合。对殖民者而言，英国历史是一场法治、民权、在征税和供养军队方面的有限王权和毫无约束、不讲道德的王廷这一凶险堕落的力量这两派传统英国价值之间的漫长战争。1215年，英格兰国王约翰在兰尼米德被迫签署《大》，至少承认了他一些臣民的权利，循此逻辑，美国革命也是这样一场战斗。克伦威尔和热爱自由的圆颅党人为摧毁腐化骑士集团（这些人有很大的可能性支持天主教）而引发的英国内战也是这样一场战斗。革命者的标签钉在了保王党身上，在战争中支持乔治三世和诺斯勋爵（Lord North）的美国人是托利党人——这个名称最早给予了为詹姆斯二世与威廉三世战斗的爱尔兰天主教势力。
在美国内战中，北方人和南方人都从英国历史中寻找依据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和解释。北方把自己比作圆颅党。南方声称代表来源于骑士制度的骑士精神和贵族政治，同时有几分自相矛盾地援引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作为先例来为自己辩护。南方将联邦政府与滥用权力的英国国王们相提并论；若政府滥用职权，公民有权反抗。
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为北方在葛底斯堡发表重要演讲，同日林肯也发表了著名演讲。英国上议院议员罗素伯爵（Earl of Russell）和众多英国贵族一样对邦联抱有同情，他新近用1640年和 1688年的先例指明南方反叛的正当性；埃弗里特绝不同意，向爵爷指出情况非常不同。在美国内战这一最伟大的战场，在一次纪念成千上万献身的联邦士兵的活动中，提出邦联反叛的合法性建立在英国历史事实上这一复杂的论点，对埃弗里特和他充满赞同的听众而言似乎完全适宜。南方将其反叛与美国革命相提并论？埃弗里特指出，1776年美国人在议会中没有代表。另外，在内战爆发之际南方在政府中得到了很好的代表：
一个持公正立场的反抗乔治三世的美国革命的后裔本应怎么考虑，如果殖民者在议会中一直被非常公平地代表，詹姆斯•奥提斯（JamesOtis）、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汉考克、杰斐逊和在邮票中留下肖像的革命者在两个世代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并治理帝国的政府？
南方声言要为自由的原则与北方开战，就像英国人在英国内战中对查理一世、光荣革命中对詹姆斯二世的反叛。但这种类比也是错的。
1640年的清教徒和1688年的辉格党反叛以建立自由。如果他们会因查理和詹姆斯这些君主赞成平等权利而奋起反抗，并且为了他们自己“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以奴隶制为基石”的寡头政治，他们本可为南方的反叛者提供一个先例，但因皮姆（Pym）或萨默斯（Somers）的雄辩，他们的理由并不成立，汉普登（Hampden）或罗素（Russell）的鲜血也未印证他们的理由。
指出“基督王国每个教会的连祷”与英国国教会意见一致，认为向上帝的祈祷会令我们免于“暴动、密谋和反叛”，埃弗里特继续援引玫瑰战争和英国内战的先例，说明曾因内战而分裂的国家能够获得完整修复。
在20世纪的战争中，美国人和英国人并肩作战。在这些战争中，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与克伦威尔、艾迪生和皮特的诉求产生共鸣。威尔逊和劳合•乔治、丘吉尔和罗斯福、撒切尔和里根在争取动员公共舆论面对他们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时，都从痛击邪恶帝国的丰富传统中汲取养分。
就像那些寡廉鲜耻的前辈，威廉一世∕希特勒∕裕仁天皇∕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无法宽恕地反对所有美好的事物；他们邪恶的哲学令他们不受道德约束；他们的军队犯下违反人权和国际法的罪过；向他们开战是为了捍卫所有正派的世人；就算是建立最不可能的联盟反对他们也具有可取之处；他们的目标就是获得对全球的统治，并招募了第五纵队以力图从英国和美国内部着手进行破坏。不管他说俄语、德语或日语，或悬挂鹰徽、纳粹标志、日出之阳，或臂章上镶着锤头和镰刀，邪恶国家的策略和目标从未改变。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20世纪加上一系列新的论证：共同的起源、共同的价值和两国的共同命运。两国的领袖都谈及两国间深厚的纽带，这建立在历史记忆和相互联系中，埃弗里特在葛底斯堡亦如是说。美国卷入一战后不久，时任纽约联邦储蓄银行行长的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向一群自由公债销售者讲述了盎格鲁–美国传统和反对的长期战争的故事：
在四百余年的时间长河中，我们讲英语的民族，和我们所容留的来自其他几个国家的人民在宪法基础上发展了我们的机制。40年来……德国对权力充满贪婪，建立了一个雄伟的军事结构，基础是个人专制政府这一全然不同的理论，由此他们发生冲突……问题是，谁会赢得胜利？这是人类所曾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政府与个人为中心的、以德皇为首的军政府。
美国政治家在论证方面可能比他们的英国同行稍微少些急迫；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一个太好的政治家，以致遗忘了爱尔兰裔选票的重要性。
但到痛击邪恶帝国的时候，美国人迅速显示出他们能和英国人一样大打出手。前任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将一战称作“基督教文明原则与异教残忍行为和野蛮武力原则之间的伟大战争”。对J.P.摩根（J.P.Morgan）而言，形势同样严峻：“全德在‘主宰或消灭世界’的呐喊中开战，我们公认由德国主宰世界将使世界别的地方的自由完全被摧毁。”
伍德罗•威尔逊向国会发表的战争咨调类似的主题：德国是全人类的敌人。它“把法律或人道的所有限制抛在一边”；它对那些医务船只和装载为痛失亲人、极度痛苦的比利时人民带去救援物资的船只发起的系列袭击，揭露了它“毫无同情心或原则”。德国发起“一场反人类的战争”。德国人的罪行“切入人类生活的根基”。
福音布道者比利•森戴（Billy Sunday）用更平易的语言进行述说：“基督教与爱国主义是同义词，地狱与卖国贼是同义词。”普利茅斯公理会教堂由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牧师建立，这一位于布鲁克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教堂内曾发表了近400次演讲，讲述德国在比利时和另外的地方的暴行。
德国是全人类的敌人，像拿破仑一世、雅各宾派、波旁和哈布斯堡这些老敌人一样，对英国和美国的内部结构感兴趣。在宣战之日，议会授权政府发表关于敌对国家侨民待遇的规章。基于《外侨限制法案》，英国政府要求所有敌对国家侨民进行注册，防止他们拥有武器、炸药、无线电和汽车；甚至信鸽也被禁止。敌对国侨民常光顾的酒吧和餐馆可被关闭；3万多这类侨民最终被拘留。
在美国，德裔是排在英裔之后的第二大单一民族群体，对国内敌人展开的战争也达到特殊水平。
1917年4月，所有14岁以上、仍是德意志帝国“本地人、公民、居民或国民”的男性被宣布为敌侨；第二年，国会扩大这一范畴，将14岁以上的妇女和女孩也包括在内。根据伍德罗•威尔逊在宣战之日颁布的条例，敌侨不能拥有火器、航空器或无线电设备。他们不能在出版物中“攻击”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们只能生活在总统允许的区域并按照总统指令迁徙。12月颁布的新条例禁止敌侨进入哥伦比亚特区，或靠近铁路、码头、仓库设施。敌侨不能航空旅行。司法部长获授权颁布任何他认为适宜的对敌侨的限制，并且要求侨民每周到地方当局进行登记。
1917年《反间谍法》将螺丝拧得更紧。正如英国在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战争时期检查颠覆出版物的邮件，美国邮政总局基于这类判断可能拒绝递送故意妨碍战争行动的物品。根据这一法令《国家》杂志被禁止邮寄，还有别的十余种社会主义出版物也在禁邮之列。《对敌贸易法》授予邮政局长额外审查权；在向报纸主编们解释这一条例时，艾伯特•悉尼•伯利森（Albert Sydney Burleson）局长声称出版物不能
说本届政府参战是错误的，参战的意图是错误的，或对政府参战动机有任何指责。他们不能说政府是华尔街或军火商的工具……这是错误表述，这是谎言，这是不允许的。
显然这还不够。1918年5月，《惩治叛乱法》加强了已有立法并将“妨碍国家军队的成功”列为罪名，如阻碍政府公债发行，或言行损害美国目标或有利于敌人。全国25万志愿者签约协助联邦调查局的前身识别叛徒和间谍。德裔美国人被掷石头、被殴打、被鞭打、被骚扰、被监禁、被排斥和被嘲笑。在一些州的公立学校中禁止教授德语，到处在焚烧德语书籍。一位德裔社会主义者被赶出国会席位，因为他的反战立场和他浓重的奥地利口音，他继续这么说话显得对美国不忠诚。众议院以311比1的投票结果褫夺了他的席位。
我们内部的敌人被清洗，德皇进入充斥拿破仑、路易十四和腓力二世这些战败的侵略者的殿堂，但邪恶并未远离我们。在德皇倒下的同一个时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于1940年的最后一天在全国广播的“炉边谈话”中向美国人民描绘纳粹的新威胁。
德国的纳粹主子显然表明，他们不仅想主宰他们自己国家的所有生命和思想，也想奴役整个欧洲，随后运用欧洲的资源主宰世界另外的地方……换句话说，轴心国并不完全承认，但轴心国宣称在他们的政府理念和我们的政府理念之间可能没根本的和平……美国没有权利或理由支持谈论和平，除非有一天侵略国家有明确意愿放弃其主宰或征服世界的想法。
这种邪恶十足的政权还备有在美国活动的传统第五纵队，需要美国对付。罗斯福准备好了：
让我们不再对毋庸置疑的事实视而不见，邪恶力量压碎、毁坏和腐化了我们自己国门里的许许多多人。你们的政府对他们了解很多，每天都在将他们查获。
二战中美国对敌侨的监督和限制在众多案例上比一战更强硬；日裔美国人，包括众多生长于美国的日裔受到囚禁，这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举措。
当乔治•W.布什总统在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于2001年9月发动攻击后九天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古老逻辑又出现。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永恒的战争：“自由和畏惧、正义和残暴始终在进行交战，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帝在两者之间不是中立的。”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小布什总统将他称作“恶魔”，他的基地组织寻求实现以往的目标：主宰世界。“它的目标是改变这样一个世界——把它的激进信仰强加于世界各地的人民。”
我们的战争是各地善良人们的战争——为阿富汗人民的权利、为的自由、为所有友好亲善的人们的安全而战。基地组织“对我们内部的兴趣”必须得到遏制；与俄罗斯、巴基斯坦这样道德信誉可疑的政府联盟因共同的事业而受到支持。
2001年，英美传统的继承人在又一个五百年后给一个自由的敌人送行，小布什认识到新战争后隐藏的历史。基地组织将自己演变成了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继承人，他说，他们将在那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尽头：走进没有墓碑的被摈弃的谎言的历史坟墓”。尽管一些修辞不一样，国会迅速通过《爱国者法案》，给予政府新的权力反对美国国内任何可能的第五纵队；英国很快跟进，用严格的新法律反对以寺为庇护组织或支持恐怖活动。
教宗格列高利（额我略）一世据说有一次在罗马市场看见几个英俊的奴隶在被出售。他问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他被告知他们是盎格鲁人，或我们现在所称的英国人。机智的教宗回答：“不是英国人，而是天使（Non Angli, sed angeli）。”历史没有记载他是否买下奴隶。
16个世纪之后，伴随着四百年来英语世界与欧陆强国之间的争夺，少有欧陆人会认同教宗的观点。他们不是天使，而是盎格鲁–撒克逊人（Noangeli, sed Anglo-Saxones），今天他们更可能这样回答犯了与格列高利类似错误的人：他们不是天使——他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
尽管与母国的联盟历时漫长且联系紧密，美国人更常讶异和更少愉悦地发现外国人经常把自己归属于英国人。美国人常听闻自己被称作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美国人太清楚他们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并不欢迎这样一个标签，看起来将他们整个国家等同于民族马赛克中一块远未受到普遍欢迎的鹅卵石。此外，对美国人民盎格鲁–撒克逊性格令人欣赏的证言普遍具有双刃效应。历史上这一术语曾运用于美国的话语中，将“优良的”具有老牌血统的美国人与“下等的”可能危险的少数民族和移民区分开来。这不是一套美国人想复兴的理念，事实也确实如此。
然而，今天不仅很多欧洲人将这一术语用来指代美国人和他们的英国堂兄弟，拉丁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也这么用。我们用不着惊讶；随着大西洋彼岸一个伟大的讲英语的共和国的兴起，补充并最终替代了大英帝国长期在欧洲维持的均势，欧陆人（并且日益发展的是，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非欧洲的观察者）开始用这一新术语来描绘这一世界事务中的联合力量。
冷战中美国权力渗透到世界，同时英国的影响力节节下降，这一术语淡出使用，通常被“美国佬”（Yankee）取代。但当英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她的继任者领导下更坚定、更自信、更明确地与美国结盟，陈旧术语卷土重来，外交的老生常谈重又谈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比如在联合国安理会。
奇怪的是，他们对我们的观点用英语的最佳表达是“海象和木匠”，这首诗是《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叮当兄和叮当弟向爱丽丝朗诵的。
这首诗一开始，海象和木匠——我们大家可以假设它们比喻和分别代表英国和美国，它们将自己构造为有典型新教和盎格鲁—撒克逊氛围的超验理想主义。世界海滩上的状态让其无法再承受：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频频困扰于和人类存在一样古老，而且很可能同样历时长久的情况，国外舆论经常因此而困惑。贿赂、贸易保护主义、残忍对待动物、抽烟、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烹饪中饱和脂肪的过量使用、给底层社会群体起不厚道的绰号、种族清洗：在世界众多地方这类事情受到谴责，但通过有力的清教徒式严谨的行动去试图压制这类行为，尽管并非完全不合理，但这种治疗可能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这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采取的方法，这也不是海象和木匠采取的进路。民主必须在全球盛行。必须不计代价废止恶习。必须清理掉海滩上所有的沙粒。
盎格鲁–撒克逊人精神中具有超现实品性，欧陆人这么认为。这种品性只可以通过改革者加施于己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类“可行的”计划而更彰显，且透过统计数据和规划而更密集地显示出来。可能海象在今天会这么看：非政府组织能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如果这类组织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
建起他们理想主义的信用后，他们在一些方面略微更为实际：邀请海滩上的牡蛎与他们一起散步——有人会说，这是一种总体哲学和社会进步的联盟。除了最年老的和最聪明的，软体动物们跑了过来。
牡蛎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个接一个地在平静的沙滩上漫步，直到他们找到一处舒适的对话地点。
这一议程与今天国际会议上可能提议的议程出奇相似。开始于制成品贸易，转向运输，在短暂涉及一下农产品之后再转向服务（密封蜡用于法律文件的封缄）。这是关于政治改革的探讨，是一场关于全球变暖的磋商，会议结束于制造转基因动物是否适当。
但令人愉悦的社会集会有一个幕后日程：海象和木匠计划进食。牡蛎的反应让人想起发展中国家在发现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协定将他们的市场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和企业敞开，但却大幅限制他们出口农业和纺织业核心产品能力之后的反应。“吃东西？”他们问。
海象陷入困惑，怀疑他们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务实的木匠没时间想这些，只是咕哝着回答：“奶油涂得厚了点！”这只是让海象更戏剧化地表达出了他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关怀：
这首诗结束于对海滩没打扫、牡蛎吃光了的描述。爱丽丝多少被吓到了，说她更喜欢海象。至少她还对牡蛎感到有些抱歉。
今天衰老过时的可怜海象已经失去了他曾经令人畏惧的獠牙，通常是木匠在将最美味的食物堆在一起时发表最令人感动的演讲，但在别的方面这一描述依然保持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至少从并不奉承的角度来看。
英国在废止奴隶贸易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断地满足着英国舆论的需求，这是美国人权政策在19世纪的先驱。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巴西的蔗糖生产商格外的注意到，英国鼓舞人心的道德皈依恰恰发生在英国生产蔗糖的殖民地害怕效率更加高、进口奴隶的种植园在巴西大量涌现，使得糖业竞争日趋白热化之际。
今天，美国引领反对第三世界血汗工厂和易让海豚致死的金枪鱼围网渔业。当巴西、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思量与之类似的鼓舞人心的美国运动之时，他们对我们天真脱俗的理想主义的赞赏至少被略微调和，因为这类政策有助于美国纺织业工人和金枪鱼公司获利，就像限制巴西的奴隶进口曾有利于英属殖民地的糖业生产商一样。
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部分起因是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之后讲英语的投资者用极低价攫取亚洲的财富，众多亚洲商人也如此感知盎格鲁–美国人对长期资金市场解放的倡议。
或公平或不公平，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唱着赞美诗、手在不停扒窃的使者到处受到怀疑。太多海滩没有打扫；基本上没有牡蛎还没被吃掉。这开始看上去像一个周而复始的模式。
无论我们怎么样来判断海象和木匠的品行和意图，美国人应该向世界另外的地方学习，并且接受我们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的一员。这并不是种族歧视。当欧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称我们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并不是认定我们全部或绝大多数是由首领霍萨和亨吉斯特率领在6世纪到达肯特郡海滩的部落民之后裔。他们也不是基因传统命定要统治世界，或是将闲暇时间放在反对移民申请的有特权的美国种族群体，他们都以为这些移民对著名郊区乡村俱乐部来说进取心似乎太强、皮肤颜色太深，并且∕或者还吃大蒜。他们更多是指心理和文化：一整套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理念和价值。“盎格鲁–撒克逊”若今天还有任何意义，那它是一个文化术语，不是种族术语，并且从某一些程度而言，它或多或少表示所有说英语世界的理念和价值，还具有描述的实用性。
有时候别人怎么看你会令你震惊。南方人在国外旅行时经常因被称作“美国佬”而惊骇不已；洛杉矶的犹太人会为他们“盎格鲁”的本地地位而心神不安地反复斟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并不比沃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波兰裔）得到来自埃塞雷德二世（Ethelred theUnready）的传承更多。这无所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今天意味着一种心理健康状态，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拥有。
美国人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在学校教授英国史。这是错误的；美国殖民地自1607年至1783年是英帝国的一部分。德克萨斯州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的时间要到2021年才与其一样长。加利福尼亚要等到2024年，夏威夷则要到2074年。8位英国国王、2位女王和2位护国公统治过美国殖民地； 仍有一些在世的美国人记得那些日子，美国人将经历了1689年的英国历史看作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至少是美国历史的序曲。
沉溺于例外论，但在事实方面有一些薄弱，美国人的历史知识倾向于强调美国和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区别。亲英派将英国政策中想象上的复杂性和旧世界现实主义与美国人据说是天真的理想主义和鲁莽的道德主义相比较。仇英派总是涂抹出相同的图画，却在将美国的道德高调、民主社会秩序和进步政治议程和以阶级为主导的英国的腐化体系作对比后，得出具指导意义和令人释然的比较。
实际上，与我们很多人承认的事实相比，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其政策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显示出更为连续的平衡。至少对美国人来说，历史上很引人注目却不被赏识的事实是，英国人把自己看成是非常有道德的，同时他们相信，美国人是貌似虔诚的伪君子，以道德为借口遮掩他们贪婪的食欲。“怎么了？”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美国革命时这样发问。“我们怎么总是在黑人的主人那里听到为捍卫自由而发出的最响亮的喊叫？” 当英国向世界权力的巅峰崛起时，英国新闻界和政治家感到，为了抽象易变的道德目标，英国对基督福音的良知显出过于小心谨慎的本色，进而牺牲了国家利益。他们并未看到美国兄弟为此受到任何约束。我们仍能听到今天那些接受美国军事权力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的加拿大人牢骚满腹，从鼻腔中发出自以为充满正义的高调，乃至有时令人受到刺激的评说，认为他们对联盟做出了卓著贡献，这是一种美国人缺乏的品质，而加拿大人的道德内涵特别丰富，甚至到了独一无二的程度。（对外国人而言，美国人最令人烦恼的事情之一是我们有时用加拿大人向我们喊话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英国背景与美国历史的更多亲密性有助于美国人理解两国社会之间的文化和政治纽带有多深。美国人思维中的众多价值、理念和倾向是美国人独特的例外论的一部分，却确实来自大不列颠。尤其是光荣革命反映出来的理念和倾向同样给美国政治文化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记。例如《独立宣言》很明显地模仿了英国的《权利法案》。美国人将他们推翻乔治三世的统治视为正当，理由正是英国人用来证明他们推翻詹姆斯二世是正当的那一套。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因写了《鲁滨孙漂流记》而在今天广为人知，昔日是光荣革命的强力支持者。詹姆斯二世党人在继续反对革命后的政府时指出新国王从荷兰带了大批官员，抱怨“道地的英国人”在新政权下没获得公平待遇。
笛福认为他们走得太远了，他写下一首讥讽诗作答，诗名为“道地的英国人”，这首诗很是畅销。在这首诗中，笛福亮出他对英国社会和英国政治的观点，揭示出他的对手是孤陋寡闻的精英，附带显示出1701年英国的态度与今日美国有多少一致之处。
笛福在诗的开头就显示“道地的英国人”是虚幻的理念。他说，英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度，并不存在英国“种族”。那些为他们纯正的英国血统而骄傲的人丧失了对他们起源的感触。
这首诗继续深入：自诺曼人抵达，移民不断如潮水般涌入英国，这些移民绝不是最好的。笛福的隐喻比传统的美国是熔炉的形象的说法更惊悚：他把英国比作一只便壶，一座化粪池，所有污水流到这里并融合在一起。
我们在金门旁边举起灯烛。但英国移民和美国移民一样很快被熔炉同化。笛福写道，最近迁入的移民是成千上万逃避欧洲宗教战争的难民，他们正在安顿扶植他们的家庭：
关于移民的涌入，笛福是对的，英国对移民的开放是使这一个国家更为富有和进步的重大力量。戴维•兰德斯（DavidLandes）指出荷兰移民给16世纪的英国带来了新型的纺织和排水工艺；英国金融业实质上得助于逃离17世纪西班牙帝国和另外的地方迫害的西班牙系犹太人，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17世纪晚期因国家不断恶化的宗教迫害而流入英国，其中有高比例的专业贸易和金融工作者。
笛福的英国从另外的方式说就是美国。当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赞美有绵延千年的家谱的他们的贵族家族时，英国贵族更多扎根于自身的成就，而不是家族的价值。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笛福的英格兰会如同在自己家中，并且无疑会成为泽西勋爵，或者有几率会成为维加斯公爵。杰里•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爵士，夏普顿（Al Sharpton，黑人浸会牧师，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勋爵，麦当娜（Madonna）女爵士：有着无尽又有趣的可能性。同时，笛福告诉我们，他所在时代的英国人思想独立（“英国人鄙视任何约束”）、平等、乐于争论。
不仅如此，在笛福给出英国的政府理论之际，他展示出了《独立宣言》的基本理念。若统治者侵害国民权利，国民有权推翻统治者。
如果君王们的统治不能给他的国民带来利益，他们就丧失了合法性，他们的国民有天赋权力进行反叛。美国殖民者宣布乔治三世丧失了统治他们的权利，这是像笛福这样的思想者和这类的文本曾指出的事实。殖民者是英国人，拥有英国人的权利，是英国人决定捍卫他们的权利。
笛福相信英国人作为种族是存在的，但他们的认同不是来自他们种族的纯净性。血统不能造就一个英国人，共享的价值观可以。这些价值观深植于英伦岛屿的历史，通过选择这些共享的价值观和进入由这类价值观所形塑的群体，移民和难民能开始新的英国式生活。
这个喧嚣而好争论的群体，他们乖戾尖刻、野心勃勃、自力更生、不受约束，就是笛福所说的英国人，当时的英国作家和思想家把这个群体和他们的价值观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将盎格鲁–撒克逊人按种族、基因而不是按文化认同来识别是之后的事情，即当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种族主义”对过去进行审视，当“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为在生存和竞争中胜过其他种族而展开的斗争中成为领导者。
源自英国内战的经验，笛福所在时代的辉格党人不相信在与国王神圣权利的战斗中他们是反传统向前看的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是为了捍卫传统价值观而与现代主义者和篡位者而战。他们回顾日耳曼部落的制度和法律——塔西佗（Tacitus）对此有过记载，也可以在关于英国习俗和法律的破碎虫蛀的古籍中找到——争辩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公元七、八世纪就是一个自由的民族，英国应将自己的自由和绝大多数重要的机制归功于这些古老的传统。
英国普通法，对国王权利和权力的限制，有权立法和保留纳税许可权的人民大会，所有这些，辉格党争辩道，是优秀的英国古老宪法的一部分。历史学家赖格纳德•霍斯曼（Reginald Horsman）在《种族与天命：美利坚种族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起源》中写道，这些理念随美国殖民者跨越大西洋。“柯克论利特尔顿”［自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英国法总论》］是美国法律教育的必读文本；柯克指出，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是英国自由的基础。封建制度因是诺曼舶来品而遭到拒绝；盎格鲁–撒克逊农场主曾是自由的自耕农，不是谄媚的佃农。［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把他反对《印花税法》的解决方案写在一本柯克著作的衬页上。］ 法国作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曾一度扬名的历史学家保罗•德•拉潘一德瓦耶（Paul DeRapin-Thoyras）也将英国的自由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过去的历史中。写于1771年的《英国宪法的历史随笔》是一本小册子，在英国和殖民地都得到普遍阅读和讨论。这本书的作者将盎格鲁–撒克逊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写道：
如果全知全能的上帝也曾关心为人类的幸福生活而组织一个政府，由我们的撒克逊祖先在英国建立的政府就是这样的。
这些理念对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来说特别着迷，他终生都是盎格鲁–撒克逊研究和价值的支持者。多亏杰斐逊的影响，弗吉尼亚大学多年来都是美国少数学生可以阅读原版《贝奥武甫》（Beowulf）的地方。杰斐逊看来成年时期一直相信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法律基于自然法之上；邪恶的诺曼人征服将国王、神父、封建制度、腐败和的整套机制带进来。他编写了一本语法书，帮助年轻美国人学习盎格鲁–撒克逊语言，想让他们会“汲取政府自由原则的语言”。
1776年夏天，盎格鲁–撒克逊人尤其在杰斐逊的脑海中萦回。据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说，美国的国玺由托马斯•杰斐逊设计，有两面。一面是“以色列在旷野中的子民，由日间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引路；另一面是霍萨和亨吉斯特——撒克逊的首领，我们声言因是他们的后代而得荣耀，我们采取了他们的政治原则和政府组织形式”。杰斐逊和每一个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都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同一年夏天他这样发问：
不是恢复每一种古老的撒克逊法律都会让人开心？我们一旦回到我们祖先的巧妙体系，这是8世纪前由人类智慧所构建的最睿智最完美的体系，现在不会更好吗？
美国独立之后的岁月里，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认同的纽带对于推动英美人的友谊和合作是重要的。美国内战后，这些观点常被社会达尔文主义隐藏；作者们会号召盎格鲁–撒克逊人联合起来，在与其他种族不可避免的种族冲突中胜出。在那个时代以前，共同认同和讲英语国家共同拥有征服世界的命运慢慢的变成了很普遍的事情。在评论麦考利（Macaulay）的《英国史》一书时，一位美国评论家这样写道：
我们也是英国人，英国姓名相传久远的荣耀也通过传承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种族在哲学、科学、商业技能、统治艺术和基督教美德等方面变成全球之师。我们在轻佻无聊的艺术方面大大落后。
作者写道，盎格鲁–撒克逊的使命是：“正如那些在迦南地的犹太人，‘征服这片土地，拥有这片土地。’”
这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人要拥有多少土地，天意确实不明，但很多作者都有过暗示。“如果大不列颠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真心对待彼此和人类自由的目标，”阿博特•劳伦斯（Abbot Lawrence）在1850年他担任美国驻英国公使时写道，“他们可能不仅把他们的语言，还把他们的法律传给世界，并且对抗地球上所有暴君的权力。”另一位同时代的作者相信“地球上没有国家会修建船坞或支持海军，除了盎格鲁–诺曼这一种族，它的亲属和同盟”。 罗伯特•沃克（RobertWalker）在波尔克政府担任财政部长，他相信自身知道事物发展的方向。
一个时代将要到来，人类将成为一家人，我们盎格鲁–凯尔特–撒克逊–诺曼的卓越血统将领导各国走向这一结果……这一伟大的邦联将最终环绕我们所居住的地球。
商业、英语、民主政治制度和基督宗教：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带给世界的赐福；这也是世界允许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
德国《时代周报》的编辑和出版人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讲述了一件事，一名15岁的德国汉堡男生在2003年写了后面附的这封信给当地报纸。
森林里的舒适所在。棕松鼠们欢快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但突然一只黑松鼠猛冲进来，对与他同一种类的棕色成员穷追不放。第一伙黑松鼠从美国滑到这里。从那以后，黑松鼠的数量激增……现在，他们的数量和欧洲松鼠一样多了。他们取代了我们心爱的棕松鼠……这是动物王国里的美国化。
黑松鼠最令人惊恐的故事不是出自西欧，也不是出自美国（那里黑松鼠稀少，现存的黑松鼠往往源自从加拿大输入的种群），而是来自俄国的远东。最近BBC报道了一个故事，一群黑松鼠围杀了一条狗，并且吃了它。 俄国和另外的地方的自然学家对此表示怀疑。传闻说富有进攻性的黑松鼠正在驱赶比它们更文明的竞争者（在美国攻击灰松鼠，在欧洲攻击棕松鼠）没有严肃的科学根据，自然学家的报告中，黑松鼠并无超常的进攻行为。
隐藏在年轻汉堡人的关注之后的真相是美国灰松鼠（学名东美松鼠）在欧洲红松鼠（学名欧亚红松鼠）的部分分布区域里逐渐代替了欧洲红松鼠。然而，灰松鼠并没有追杀红松鼠；红松鼠更喜欢居住的欧洲针叶林在萎缩；灰松鼠更适合在落叶林和郊区林地生存。
东美松鼠在欧洲的散布不是独特或孤立的现象。随人类旅行和贸易的增长，动物种类，有时候是搭了旅行和贸易的便车，有时是有意被人带出，也从它们的原居地向外散布。欧亚红松鼠并不是这一进程中唯一的失败者。在美国，很多欧洲动物和植物种类及亚种数量激增，并且将本地物种驱逐出去。一种猪属的欧洲野猪成为众多美国森林的主要害兽。紫翅椋鸟（一种欧洲八哥）和欧洲舞毒娥是美国农业部网站上列出的入侵物种中的两种。杉叶蕨藻，也被叫作地中海克隆草和杀手藻，偶然在斯图亚特水族馆繁殖。没有在源头加以根除，斯图亚特水族馆将其传播出来，直到长到摩纳哥海洋博物馆才被放回地中海。源自德国的杀手藻已将海底数千英亩变成废地，近来在美国水域也探查到其生长。
汉堡的年轻作者对此背景并不知晓，把表面的也许是有争议的事实，即欧洲红松鼠数量的下降和世界上动物种群迁徙的一直增长引发的生物多样性导致的更广泛的后果，变成一场完全基于幻想的情节剧。恶毒的美国入侵者在摧毁无辜且有趣的欧洲人。他们对欧洲人穷追不舍并进行杀戮。
另一位担心他“心爱的棕松鼠们”被取代的欧洲人是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劳工阵线领袖的纳粹官员。“奥立弗•克伦威尔总是声称上帝与他的暴行同在，”莱伊1942年写道，“并把他邪恶的士兵看作上帝的选民。丘吉尔和罗斯福学到并牢记残忍伪善的克伦威尔的办法，并证明了在过去三百年的英美世界没有变化，绝对没变化。”
德国左翼可能同样尖刻不留情面。1953年，有一份获得批准的术语清单对德国演讲者如何描述英国人进行了建议，给出以下词语以备挑选：“谄媚者，衰老的人类叛徒，吃腐肉维生的卑屈模仿者。”其他受到推荐的词语包括极端的懦夫和通敌者、堕落的暴民、寄生的传统主义者、花花公子士兵、自负的纨绔子弟。
民主社会党，德国的继承者，包括一些演讲者，他们今天会找到一些他们曾用于过去执政时期的绰号，很适合形容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同时，“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对这个党来说仍像以前一样是个怪物，演讲者声称这种社会模式留下的“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欧洲资本主义有社会保障，这种保障“在美国不存在”。这些人不是说美国的保障不如欧洲那样慷慨，或没那么广泛；他们是说完全不存在。显然这些胜出的食人黑松鼠对欧洲人穷追不舍，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很快就会把它们赶尽杀绝。
对世界上很多地方来说，憎恨盎格鲁–撒克逊的一切已成为一项古老而光荣的传统。仇英心理是19世纪最普遍的状态，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世界动力最强劲、最先进的经济；反美主义是当今的首选形式。但不讨论直接目标的话，从极左到极右，从者、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世俗的传统主义者、激进的雅各宾派和疯狂的保王党，自克伦威尔时代到现在，谩骂的狂流一直倾泻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在盎格鲁–撒克逊领袖们数世纪用高度一致的元素展开修辞时，敌人们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攻击也一直绵延不断。
这只牡蛎可能是法国。在2003年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Chirac）在联合国反对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前很久，是法国最长久、最一贯地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建设者的国家；是法国最辛苦最深入地思考他们哪里错了，是法国最频繁地试图打败或至少遏制他们。
现代的对抗可追溯到17世纪晚期，那时英国是路易十四计划统治欧洲的主要障碍。伟大的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波舒哀（Bossuet）1682年在梅茨的一次布道中谴责“背信弃义的盎格鲁人”。 路易十四本人轻蔑地评论道：“英国是个长满酸臭杂草的小花园。”
美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见证了两国之间意义深远且具有原则性的冲突的加剧。英国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为自由而战；法国人将此看作是文明和有钱有势的野蛮社会之间的战争。“卑鄙粗野”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对邻居的结论。 “我以一名法国人、人民代表的身份宣布，我憎恨英国人……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一个商业民族是不是农牧业民族的对手。”
在法国人眼中，法英对抗是虔敬、以土地为基础和文明的罗马与残酷、攫取钱财、重视海洋和商业的迦太基之间古老战斗的重演。一首反英歌曲依据“马赛曲”的曲调而作，攻击“野心勃勃的迦太基∕不正当移民的支持者，”将折磨法国的所有国内灾难都归咎于英国。
拿破仑掌权仅仅是加剧了这种对抗和憎恨。“英国的贪婪和野心终于大白天下，”1803年法国官方报纸《环球箴言报》（Le Moniteur Universel）一篇署名为拿破仑的文章又一次吹响了反迦太基的主题。“影响她政策和野心勃勃目标实现的唯一障碍是胜利的、稳健的、繁荣的法兰西；她朝气蓬勃的开明政府；［并且拿破仑冒险地说到自己］她高尚杰出的领袖……但欧洲在观望。法国在武装。历史在记录。罗马摧毁了迦太基。”
迦太基主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现。维希广播记者让•埃罗尔德－帕基（Jean Herold-Paquis）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每天广播，每天都重复他的口号：“英国就像迦太基，必被毁灭。”
法国支持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国，希望高尚正直的美国农场主与法国解放者并肩反对掠夺他们两者的英国商人。希望很快变成失望；看美国人越久，他们越像英国人。塔列朗（Talleyrand）在法国革命特别险恶的阶段在美国流亡，报告回痛苦的新闻：美国人和英国人，不论他们说他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本质上是完全一回事。每个英国人到那里都像到了家，塔列朗说；没有法国人有这种感觉。“确确实实，”1864年埃内斯特•迪韦吉耶•德•奥雷内（ErnestDuvergier De Hauranne）醒悟后写道，“这里不再是美国：这是英国，而且这一个国家正确地命名为新英格兰。”
只是在美国更强大后，法国人思想中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关联开始消失；20世纪恐英心理从法国（更普遍地说，是拉丁）思想的最重要位置中逐渐撤退，对美国佬的憎恨和恐惧慢慢的变多；内战中北方的胜利紧随着法国支持的“皇帝”马克西米连•哈布斯堡（Maximilian Hapsburg）在墨西哥令人震惊的失败，向法国社会发出了恐惧和敌对的冲击波，人们开始思考和平文明的拉丁人和野蛮无情、强大得令人惊骇的美国“种族”在国际赛场上的对决。美西战争加速了法国和拉丁美洲将最大的恐惧从恐英到反美的转变，法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是无礼的美国佬对温柔友好的西班牙人的野蛮攻击。
“我谴责美国，这是永久犯有危害人类罪的国家”，小说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亨利•德•蒙丹朗（Henri DeMontherlant）说。弗洛伊德（Freud）更温和：“一个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确是如此，但依然是一个错误。”“我不憎恨美国，我为它感到惋惜。”
不仅是法国，在世界众多地方，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和他们各种沙滩清扫和世界秩序的方案是右翼和左翼的共同基础。拉丁美洲坚守传统的天主教徒、平民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享他们的核心价值；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这三种力量的政治关系历来存在竞争，看三者中谁能提供击败或阻挠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最佳希望。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庇护九世（Pius IX）在众多问题上并不会达成一致，但英美主宰世界的危险是一个他们意见一致的主题。人类能看到在伊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存在同样的模式，那里的世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寻求形成对英美权力的。
很难了解这种自发形成的系统性憎恨和恐惧，以及对英美文明和权力的反对该如何称呼。这是一种元意识形态，如母亲般喂养着左右两翼的孩子。这超出仅仅是反美主义，也超过仅仅是恐英主义的范畴，虽然两者都包括在内。
尽管是塑造世界历史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并没有一个名称。“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是最切近对它进行描述的一个词语；恐惧和憎恨英美国文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不论我们怎么称呼它，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和他们所作所为的憎恨和恐惧是驱动世界的发动机之一。
成为一名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憎恨英国或美国，或憎恨这两国是不够的。就像罗伯特•莱伊一样，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需要对英美人在世界上的存在有一个综合完整的观点，以相信英美文明核心上是邪恶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策和实践证明了自身内部的罪恶。
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辩护者，他认为美国是“一台机器，一台冰冷的、看不见的、没有理智的机器，其中的人只是一枚无关紧要的螺丝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坚守传统的天主教徒或者，高尔基对美国的描述抓住了英美文明的本质属性：冷酷无情的机器，对个人没有一丝关怀。
残忍和贪婪在服务于顽固、专制和绝对没人性的权力欲时，会因粗鲁傲慢的伪善更可怕，散发出无法却无法容忍的粗俗：这就是我们的敌人们自17世纪以来对我们的评价。
特别冷酷无情，这是一切的起点。英国与西班牙战争的英雄，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和约翰•霍金斯（JohnHawkins） 可能并经常被描绘成袭击西班牙领土的海盗，贪婪而不顾战争法，后世由此把英美看作是“空中劫匪”，在二战中倾泻暴雨般的火力摧毁了欧洲的城市（英国轰炸了鲁昂这座圣女贞德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城市后，维希宣传机构制作了一幅海报，声称“他们总是回到犯罪现场”）。
一位西班牙年鉴学家描绘了德雷克在圣多明哥的行为，在那里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喜爱的水手发动了袭击，他的手下“严重地冒犯了我们天主教徒的虔敬，他们侮辱了最受尊敬的耶稣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的肖像，砍掉手脚，将它们当成座位或用它们烧饭……两个年老体弱的修士没有力气逃走……因为抗议这种行为被拖出来，在公共广场上被绞死。”
这种反对英美国家暴行的宣传并不难找到。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征战即使用那时的标准而言还是令人震惊。17世纪末和18世纪早期对苏格兰高地部落的因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爵士的小说而广为人知，成为欧洲世界的巨大丑闻。格拉斯哥屠杀，在对整个村庄进行屠杀之前，忠于威廉三世的部队作为苏格兰高地人的客人在村子里度过了12个冬日，这令欧洲舆论在充满暴行的时代陷入惊骇之中。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年代，近代大多数时间英国对于爱尔兰的政策令人既羞耻又恐怖。在盎格鲁–撒克逊的领导下，对众多欧洲之外土地的原住民进行了灭绝，这给欧洲大陆的批评，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来攻击海象和木匠的道德优越性。非洲奴隶贸易和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谢尔曼（Sherman）远征穿越佐治亚（美国南部的一部分，那时法国的舆论错误地相信那里从人种的角度上是“拉丁”的），英国人把布尔平民押在集中营，战后重建时期南方的种族政策，这种种恐怖现在看来与其说是浪漫拉丁色彩的，不如说是侵略成性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所有这些组合而成这个种族的肖像，只有它对黄金的贪欲才和它对权力的贪欲相匹配（当然，现代是对石油的贪欲）。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